“文革”中的北京市公安局(蔡明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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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为“叛徒嫌疑”。更为滑稽的是，刘传新一伙竟然轻信曾在汪伪时期充任开封六路军中将副司令、远东国际民主联盟中央总局常务理事兼机要理事的宋××的谎言，认定从中央到地方有３９名领导干部参加过日伪“远东国际民主联盟”特务组织，还有教授、干部、职工等３００余人是日伪“华北兴亚民主同盟”的潜伏特务。这份假材料转发全国各地后，仅在北京、天津、秦皇岛、大同受此案牵连的就有１０５人，其中９１人长期背着“特务嫌疑”的黑锅，３人被逼迫而自杀身死。

　　在康生、谢富治的亲自授意下，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“与帝、修、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”：“包庇、放走叛徒、特务、反革命１２２７人”，“放走帝、蒋重大特务间谍１０９名”，“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、日、缅、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１３４９项”，“供给敌人机密情报５６８９件”……一句话，北京市公安局“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”！历任公安局长罗瑞卿、冯基平、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领导成员都是“里通外国、罪大恶极的坏人”！

　　康生、谢富治等阴谋家对刘传新提供的材料如获至宝。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批示：“这对彭真、罗瑞卿、徐子荣、凌云、刘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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