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与“东方时空”(水均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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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法要比这个复杂一些。我们家素有“书香门第”、“教师之家”的称谓。从我爷爷开始，我的伯父、我的父亲、我的三个叔叔和一个姑姑，甚至连我哥哥和姐姐都是老师。而正是由于这种知识分子的背景，我的家庭在历次运动中饱经风霜。当时，在我看来，知识分子心态往往会导致逆来顺受，不敢面对社会现实。说白了，就是容易受人欺负。我强烈地希望从我开始改变这种状况。
我的这种论调终于说服了父母亲。他们同意我不留校，也同意了我离开兰州的想法。
靠着国家教委的改革措施和我的四年平均成绩，我得到了优先挑选单位的待遇。那一年，在北京的分配名额中，有农牧渔业部、全国总工会、中国银行、广电部、政法大学、民航总局、《中国日报》和新华社。
在众多的单位名称中，我的目光停在了“新华社”这三个字上。“就是它。”我对负责分配的老师说。
老实说，当时我对新华社是个什么样的单位并不了解，我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新闻理论。当记者是个什么滋味我只能靠电影里的描写和合理的想象。我作出这样的选择多少是靠了一点直觉。我直觉，当记者肯定会是一个比较刺激的职业。天南地北，独来独往，也一定很浪漫。我还凭直觉感到，记者这种职业肯定充满了变数，总是那么新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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